Neither Utopia nor Dystopia，It is Heterotopia.

異托邦，Heterotopia 是已故法國理論家 Michel Foucault 在 1980 年代提出的概念，是 Gucci 創作總監 Alessandro Michele 與策展人 Myriam Ben Salah 合作策劃的首爾藝術展覽《No Space, Just A Place， Eterotopia》的靈感和主題，意指非共產主義式的空想天堂烏托邦 (utopia)、亦非《1984》式絕望地獄的另類想像惡托邦 (dystopia)。

此時此刻，像是一種預言。

Take A Virtual Tour

No Space Just a Place, Daelim Museum, Seoul (2020)

《No Space, Just A Place， Eterotopia》由多個獨立藝術空間獲邀於樓高三層的大林美術館 (Daelim Museum) 展出，包括 Audio Visual Pavilion、Boan1942、d/p、Hapjungjigu、OF、Post Territory Ujeongguk、space illi、Space One、Tastehouse 及 White Noise。它們將各自展示團隊聯同策展人 Myriam Ben Salah構思的項目，參與單位代表或支持的一位或多位藝術家之作品，還請來多位當地及海外藝術家以不久的將來或奇幻神話為題，設計並展出沉浸式裝置藝術，包括 Merien Bennani、Olivia Erlanger、Cécile B. Evans、Kang Seung Lee 及 Martine Syms，他們的作品以錯位、生物科技、同性運動及文化混雜為題，探索故事敘述及虛構故事的潛能，以帶出解放「他者性」的故事與 Gucci 兼容並蓄的獨特當代思維不謀而合。

1/F

Olivia Erlanger, Ida, Ida, Ida!

2/F

5

Lee Kang Seung, Covers (QueerArch), 2019/2020; Untitled (Diary)

3/F

6

Meriem Bennani, Party on the CAPS, 2018/2019.

4/F

Cécile B. Evans, What the Heart Wants, 2016.
Exhibition view, No Space Just a Place, Daelim Museum, Seoul (2020)

Talk To Curator Myriam Ben Salah

獨立和另類藝術空間一直是地下場所。

Myriam Ben Salah

in a moment where the 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are slightly dark, it seems necessary to consider new spaces (physical and mental) for building alternative narratives, spaces that challenge what’s deemed “normal”

在90年代末，首爾的另類藝術空間漸於興起，這些空間的作品經常牽涉政治議題，大多是實驗性質，對當代的藝術生態加以鞕撻。策展人 Myriam Ben Salah 以支持變革的美學理念見稱，在展覽中反映 Alessandro Michele 對社會的深思：探究風格與性別之間的道德和美學價值、環境學習的觀念、自我表達的迫切感、不分年齡的人類宣言，一體現於另類藝術空間的宗旨及抱負。 

除了展覽空間的轉換，Myriam Ben Salah 更嘗試以廣濶的視野去探求異托邦「另類」（alternative）和「他者」的屬性。邀請了還海外藝術家共同參與增加對話交流。他說：「我們現在對將來感到更迷忙和灰暗，也教人更要重新思考什是 ”normal”?」

M：Madame Figaro
S：Myriam Ben Salah 

M：依你看，在現實中有甚麼最能表現 eterotopia 的概念？若是由你以此題目去創作藝術，它會是關於甚麼？

S：我對作為 eterotopia 實體例子的博物館感到興趣，它不只是字面上的「另一個空間」，還令你改變了看藝術的方法：博物館學本身就是這樣的，它從世間各處選取物件，將它與社會切割，令它變得神聖。所以我猜，能提昇純粹的話語的其中一種辯證的表現形式，就是去反思博物館內或外的物件。不幸地，我並不創作藝術，但 No Space Just A Place 很多物件都有呈現這些，它們從物件由原來的語境、周遭環境中，帶入本來不存在館內的博物館元素，例如，Tastehouse 內像展示櫃一樣的裝置，或 OF 那白話空間都是好例子。我們還有特別請來，跟獨立空間對話的五個藝術家的裝置。這個 Project 探索的或是我們社會的邊界，或是近未來的可能性。我一向都選擇帶有這種關懷的 Project。

View of "TasteView Daelim Branch – Not for Sale" exhibited by Tastehouse.
Exhibition view, No Space Just a Place, Daelim Museum, Seoul (2020)

M：你選擇的藝術家和藝術空間，遍佈世界各地。你何認同 eterotopia 這主題是世界性的？在不同國家當中，你又看到了何等差異？

S：我想這個概念可應用在不同的語境，而不用依附在國家、或國族等事物上。eterotopia這個想法是為了展覽準備的概念性工具，以此對「另類」、「另一個」空間反映出更闊、更隱喻性的定義。在某個時刻，我們對未來的觀點有點黑暗──在如今這個危機的同時，我認為更應該說，似乎我們都有必要考慮新的空間──實體的和心理上的空間兩者俱要，以建設另類的敍事，去挑戰被認為「正常」的空間。我會認為這一點可以應用在全世界各地，縱使它們組成可各有不同。

Talk to Artist Olivia Erlanger

Olivia Erlanger的超現實作品《Ida, Ida, Ida!》將博物館空間轉化為洗衣店。這個專門為等候和消磨時間而設的空間恍如一個面目模糊的「非地點」，呼應這性別成形前的虛構生物，帶出流動性、混雜及性別規範的議題。

Olivia Erlanger

I feel these works still translate and are contemporaneous in the current climate. 

M：Madame Figaro
E： Olivia Erlanger

M：你選擇了用美人魚來表達社會中性別身份。若你能改變一個性別議題，你會選擇那個題目？為甚麼？

Olivia Erlanger, Ida, Ida, Ida!, 2020.
Exhibition view, No Space Just a Place, Daelim Museum, Seoul (2020)

E：今時今日，談論歇斯底里（Hysteria）似乎有點過時，但它一度是頗流行的診斷，常被用作形容女性一系列的症狀，包括了焦慮、憤怒、吸呼困難、暈昡、緊張、腹部沉重、易怒、沒有胃口。可想而知，這些診斷未盡準確，但對於「歇斯底里女人」這想法，卻一直流傳。

這個裝置的原本標題Ida，和後來再在首爾 Daelim Museum 展出時改成Ida,Ida, Ida，這個名字的出處，正是當年佛洛依德（Freud）的第一個女性歇斯底里病例Ida Bauer 女士，她因為創傷，失聲了。佛洛依德式學派解讀《小美人魚》，他們會將 Ida Bauer 失聲這事，跟美人魚 Ariel 放棄說話能力換取上岸行走，一拼比較。

Olivia Erlanger, Ida, Ida, Ida!, 2020.
Exhibition view, No Space Just a Place, Daelim Museum, Seoul (2020)

M：你的作品在2018年創作。若改在今天這個時空創作同一概念，你會作出甚麼改動？抑或，你會想改動當中的任何訊息？

E：我會認為作品仍適合今天的大氣候，仍富當代性。我的終極實踐，是不斷地探索建構美國中產階級的神話，及隨之而來，美國人追求社會流動、擁有家庭、自我進步、自我實現的夢想。我已開始了創作與這些主題相關的新作品，例如我的超大型雪球雕塑作品，已在洛杉磯舉行的個展《分層天堂》（Split-level Paradise）中展出過。

M：在新冠肺炎（COVID-19）全球大流行後，對你來說，最迫切想用藝術表達的想法是甚麼？

E：我們目睹「美國夢」（American Dream）的失敗，看著它怎扭曲成為美國幻想（American Delusion）。

Talk to Artist Kang Seung Lee

Kang Seung Lee 的裝置藝術《Covers（QueerArch）》探討韓國的「酷兒」文代，曾幾何時，韓國的 LGBTQ 只令人聯想起 as HIV/AIDS 等負面的標籤和意義，Lee 以 QueerArch 展覽藏品為主題，呈現同體社群的另類觀點，將他們在過去40年來於南韓的歷史，向一段段曾被主流排斥作另類致敬。

Kang Seung Lee

the queer history in Korea has been overlooked by the biased historical canons and academic/cultural institutions for a long time.

M：Madame Figaro
L：Kang Seung Lee

M：你的藝術作品，就像帶領大家觀賞韓國的酷兒（Queer）文化時間囊。你認為，今天韓國或全世界看待同志、性別平權上，與往日有何轉變？

L：感謝 LGBTQ 的社運份子、藝術家及學者，由90年代我在韓國出櫃以來到今天，世界風氣改變了很多。可是同時，保守團體，包括一些宗教運動，在這些年來也獲得更大的政治力量，他們一直以反同志議程游說政客。結果，反歧視法案擱在國會議程多年，而性別議題的討論至今仍然敏感，也因此到了今天，年輕的酷兒還是會難於出櫃。我身處的洛杉磯，情形有點不同。在這裡，同性婚姻已經立法，政治及文化領袖對性別平權更勇於發聲。雖然如此，跨性別及未確定性向人士及社區，仍會經歷暴力對待及歧視。這證明了作為酷兒，每天的生活也並不好過，而對最脆弱的朋友尤甚。

Lee Kang Seung, Covers (QueerArch), 2019/2020. Exhibition view, No Space Just a Place, Daelim Museum, Seoul (2020)

M：在那麼多「他者」弱勢文化和社會議題之中，為何你會選擇了酷兒社區，以藝術表達？

L：我認為，韓國的酷兒文化在偏差的歷史背景及學術/文化機構下，已被忽視了多年。結果，是酷兒的生活和 LGBTQ 議題，例如愛滋病等，在主流歷史裡一直被抹去。過去幾年，我曾在幾個 Project 中，表達過韓國歷史那偏狹的觀點，同時，向酷兒社群的抗爭史致敬。我希望這些 Project 能開啟深刻的政治、藝術改變的對話。展覽中我的一件作品，是我從 QueerArch（被認為是韓國酷兒文化檔案庫）掃描了1,700個封面，試圖去找出那被遺忘了的酷兒歷史蹤迹，這不只對舊日檔案，而是對今天的一切都會賦予意義。

Lee Kang Seung, Covers (QueerArch), 2019/2020; Untitled (Diary), 2020. Exhibition view, No Space Just a Place, Daelim Museum, Seoul (2020)

M：經歷了新冠肺炎大流行，對你來說，最迫切想用藝術表達的有甚麼想法？

L：我們仍然在經歷大流行，因此還有太多不確定性。今天，我嘗試集中力量，在此困難時期，去幫助朋友們保持社區聯繫。最近我在思考了很多愛滋病運動。我並非要直接將愛滋和新冠肺炎比較，它們是兩種病毒，各自殺死很多生命、造成很多傷痛、恐懼和創傷，但同時媒體的反應、機構的回應，傳送的形式都有很大差異。無論如何，我們在愛滋病流行那些年中，學習了不少寶貴知識，以用於今天，特別是當你看到美國政府，在應付新冠肺炎時表現多麼無能，不斷出現了仇恨犯罪、攻擊亞裔，而你看看有色人種的死亡人數，也是完全不合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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