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秋天，女權社運 #MeToo 如一道希望的曙光，照進飽受性別歧視的父權社會體制中，為各行各業的職場女性，打開一扇通往自由與平等的機會之門；而在 Harvey Weinstein 性騷擾醜聞爆發後不久，《New York Times》也迎來首位「性別編輯」Jessica Bennett（同時亦是《Feminist Fight Club》一書作者），該工作內容乃透過性別中立（或偏女權）的角度，撰寫涉及性別議題的文章，譬如 60 歲以上的女性政治家、來自世界各地的傑出職業女性、#MeToo 運動對選美比賽造成的影響等等，期望透過公正且深入的報導分析，發揮正向影響力、推動性別平權。

而同樣從事「性別編輯」的，還有任職於西班牙《El Diario》的新聞記者 Ana Requena Aguilar，從政治、體育、職場、兩性等議題下手，撰寫帶有濃厚女權意味的啟發性文章。然而，日漸崛起的「性別編輯」一職，真的能起到改寫父權社會僵化思想的關鍵作用嗎？這回，《Madame Figaro》邀請到 Jessica Bennett 和Ana Requena Aguilar 進行專訪，探索媒體力量在性平改革中的發展軌跡。

So, what is “Gender Editor”?

Madame Figaro：「性別編輯」的職責，主要是改善女性在新聞媒體中「代表性不足」的現象，想請問妳們是如何做到這點的呢？

Jessica Bennett（以下簡稱JB）：我的工作主要是創造能吸引更多讀者投入的報導，譬如阿富汗女性或從軍女性的日常，或是進行一些有趣的專題企劃，如《This Is 18》記錄了世界各國 18 歲女孩的生活，進而探討「身為一位女孩」背後代表的涵義，我們會為此項企劃定期舉辦活動、甚至撰寫書籍。我與團隊也正在發展一項名為《Overlooked》的企劃，替未曾在報紙上刊登死亡訊息的女性撰寫訃告；此外，我們也曾以《New York Times》名義，組織一些探討女性社會角色的研會。藉此，我們得以透過攝影與文字，提升社會對此類報導主題（性別議題）的關注程度。

Ana Requena Aguilar（以下簡稱ARA）：身為性別議題文章的主編，我試著在專家學者的意見和「相較之下比較不吸引人」的內容中取得平衡，後者多半與女性或兩性平等有關。在《El Diario》，我們曾報導過「剖腹產」對女性身心造成的影響、極具爭議的墮胎議題、女性在經歷性騷擾後的心態調整…… 等等，這也意味著我們必須摒棄舊有的書寫方式、採用較能反映時代脈動的新語言，而在名人與競選報導的採訪中 ── 尤其是那些涉及性別歧視或墮胎爭議的，我們也需給予受訪者更多的尊重與同理心。

Madame Figaro：近年來，社會大眾對性別議題的態度是否有所轉變？

ARA：絕對有的！無論是在外界社會或是編輯部中，皆可見證到改變的發生；當然，這些都不是什麼巨大顯著的轉變，我們仍需面對來自舊有思想的反彈和辯論。不過，在西班牙，我認為大眾對性別議題的態度已大幅改進，性騷擾、性暴力等議題在過去的社會中時常被忽略，但現在，每個人都在討論它。

JB：我認為「#MeToo」運動真的改變了整個社會，比「性別編輯」藉媒體影響力改善社會的能力還大得多，人們看待女性的眼光也有明顯不同，比如說去年，我們便能見到政治圈、好萊塢電影界、各行各業職場等場域，皆經歷了文化觀念轉變的洗禮，已有越來越多女性於政治角逐中傲然崛起。

Madame Figaro：根據董事會的觀察，「婦女參政配額制」能幫助更多女性爬上領導階層，這種「正面歧視（Positive Discrimination）」策略，是否將成為兩性權力懸殊問題的解藥？

JB：這聽起來很有趣。我最近發現「婦女參政配額制」在法國似乎比較不會被烙上「汙名化」的標籤，但在美國，每當我提到「配額」這個字，人們都會露出嫌惡或恐懼的表情，所以我只好改以「合理的目標」一詞，代替「配額」進行對話。身為一位新聞記者，我很確定我們在報導中描繪的女性形象至關重要，但要想成功醞釀出一則好故事，遠比單純設立配額來得困難。

ARA：我個人是贊成配額制的，因為婦女在政治會議中的缺席仍是現實，而且這一點也不正常。然而，配額制並非唯一的解決方案，我們必須先矯正大眾對「權力」一詞的理解，方能順利移除婦女參政的路障。再者，調解的能力、仁慈的性格和與時俱進的領導方式，也需被列入政府雇用從政人員的考慮因素。

Madame Figaro：妳們是從何時開始意識到自己是位女性主義者的呢？

ARA：當我還是個小孩時，便已意識到性別平等的重要性，這全需歸功於我媽媽的家教，她在我還小時就買給我許多關於兩性平等/女性主義的書籍。舉例來說，當我7歲時，育嬰用品店的店員想說服我媽媽買藍色的尿布給我年幼的弟弟，只因為他是個男生，那時的我便反覆問自己：『為什麼一定要是藍色？』、『為什麼我們必須根據生理性別選擇藍色或粉色？』另一件趣事，則是當我8歲或9歲時，我們老師在課堂上談論「男性的權利」，我舉起手問老師：『那女性的權利呢？』

JB：對我來說，我是一直都對性別歧視有所關注；另一方面，我想我曾身處的教育環境，並未幫助我對出社會後的現實世界做足準備。我的父母非常開明，總是告訴我我能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接著，我進入一所女性多於男性的大學唸書，直到我以記者身分為《Newsweek》工作時，我才真正面臨到性別歧視的危機，並從此視自己為一名「女性主義者」。另外，我也在這段工作期間，得知在70年代，曾有女性員工群起控訴《Newsweek》職場中的歧視亂象，而在40年後的2010年，當我在那兒工作時，我仍親眼目擊許多年輕的女性記者，需努力通過各種不公平待遇的嚴峻關卡、只為求得上級或他人的認同。

Madame Figaro：Jessica Bennett，妳曾撰有《Feminist Fight Club》一書，指導女性在充滿性別歧視的職場中求生存；在法國，有越來越性騷擾和性別攻擊的案件受到大眾關注，像是（男性記者四處散播針對女性同業毀謗言論的）“Ligue du LOL”網路團體，妳如何看待這則醜聞？

JB：其實我默默觀察這個案子好久了，雖然沒有親自調查，但我認為（類似 Ligue du LOL）這樣的團體，似乎在很早以前就存在了；然而，不同的是，今日的女性已能夠自在地討論這項議題，而當她們開口說話時，整個世界都將開始聆聽，這就是為何（Ligue du LOL）這樣的網路社群令人感到如此不安。雖說如此，見到越來越多女性願意站起來、替自己的權益發聲，而那些（毀謗言論的）加害者，則可能面臨停職的處罰，仍令人備感欣慰。

Madame Figaro：Ana Requena Aguilar，妳對這樣的歪風有何看法？

ARA：這些社會亂象皆源自於無所不在的性別歧視，就連雜誌編輯部也無法倖
免。幸好，這些年來性別歧視的問題已漸漸得到改善，大眾也不再漠視那些有

關性別的侮辱言論、性騷擾和性侵害，女性開始打破沉默、勇敢發聲，男性也
變得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

Madame Figaro：「性別編輯」的職位增長，是否能幫助社會大眾改善對此議
題的態度？

ARA：我希望是這樣。我認為「性別編輯」就像編輯部裡的警告標示，再再提醒新聞記者們性別觀念的重要性；對此，媒體公司應賦予「性別編輯」足夠的權力，讓他們得以在編輯部中有所作為、進而引導改變發生，而不只是為了「女性主義很時髦」這樣的藉口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