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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Gender Editor”? | 她們正在挑戰僵固陳腐的父權社會

29.11.2019

2017 年秋天,女權社運 #MeToo 如一道希望的曙光,照進飽受性別歧視的父權社會體制中,為各行各業的職場女性,打開一扇通往自由與平等的機會之門;而在 Harvey Weinstein 性騷擾醜聞爆發後不久,《New York Times》也迎來首位「性別編輯」Jessica Bennett(同時亦是《Feminist Fight Club》一書作者),該工作內容乃透過性別中立(或偏女權)的角度,撰寫涉及性別議題的文章,譬如 60 歲以上的女性政治家、來自世界各地的傑出職業女性、#MeToo 運動對選美比賽造成的影響等等,期望透過公正且深入的報導分析,發揮正向影響力、推動性別平權。

而同樣從事「性別編輯」的,還有任職於西班牙《El Diario》的新聞記者 Ana Requena Aguilar,從政治、體育、職場、兩性等議題下手,撰寫帶有濃厚女權意味的啟發性文章。然而,日漸崛起的「性別編輯」一職,真的能起到改寫父權社會僵化思想的關鍵作用嗎?這回,《Madame Figaro》邀請到 Jessica Bennett 和Ana Requena Aguilar 進行專訪,探索媒體力量在性平改革中的發展軌跡。

So, what is  “Gender Editor”?

Madame Figaro:「性別編輯」的職責,主要是改善女性在新聞媒體中「代表性不足」的現象,想請問妳們是如何做到這點的呢?

Jessica Bennett(以下簡稱JB):我的工作主要是創造能吸引更多讀者投入的報導,譬如阿富汗女性或從軍女性的日常,或是進行一些有趣的專題企劃,如《This Is 18》記錄了世界各國 18 歲女孩的生活,進而探討「身為一位女孩」背後代表的涵義,我們會為此項企劃定期舉辦活動、甚至撰寫書籍。我與團隊也正在發展一項名為《Overlooked》的企劃,替未曾在報紙上刊登死亡訊息的女性撰寫訃告;此外,我們也曾以《New York Times》名義,組織一些探討女性社會角色的研會。藉此,我們得以透過攝影與文字,提升社會對此類報導主題(性別議題)的關注程度。

Ana Requena Aguilar(以下簡稱ARA):身為性別議題文章的主編,我試著在專家學者的意見和「相較之下比較不吸引人」的內容中取得平衡,後者多半與女性或兩性平等有關。在《El Diario》,我們曾報導過「剖腹產」對女性身心造成的影響、極具爭議的墮胎議題、女性在經歷性騷擾後的心態調整…… 等等,這也意味著我們必須摒棄舊有的書寫方式、採用較能反映時代脈動的新語言,而在名人與競選報導的採訪中 ── 尤其是那些涉及性別歧視或墮胎爭議的,我們也需給予受訪者更多的尊重與同理心。

Madame Figaro:近年來,社會大眾對性別議題的態度是否有所轉變?

ARA:絕對有的!無論是在外界社會或是編輯部中,皆可見證到改變的發生;當然,這些都不是什麼巨大顯著的轉變,我們仍需面對來自舊有思想的反彈和辯論。不過,在西班牙,我認為大眾對性別議題的態度已大幅改進,性騷擾、性暴力等議題在過去的社會中時常被忽略,但現在,每個人都在討論它。

JB:我認為「#MeToo」運動真的改變了整個社會,比「性別編輯」藉媒體影響力改善社會的能力還大得多,人們看待女性的眼光也有明顯不同,比如說去年,我們便能見到政治圈、好萊塢電影界、各行各業職場等場域,皆經歷了文化觀念轉變的洗禮,已有越來越多女性於政治角逐中傲然崛起。

Madame Figaro:根據董事會的觀察,「婦女參政配額制」能幫助更多女性爬上領導階層,這種「正面歧視(Positive Discrimination)」策略,是否將成為兩性權力懸殊問題的解藥?

JB:這聽起來很有趣。我最近發現「婦女參政配額制」在法國似乎比較不會被烙上「汙名化」的標籤,但在美國,每當我提到「配額」這個字,人們都會露出嫌惡或恐懼的表情,所以我只好改以「合理的目標」一詞,代替「配額」進行對話。身為一位新聞記者,我很確定我們在報導中描繪的女性形象至關重要,但要想成功醞釀出一則好故事,遠比單純設立配額來得困難。

ARA:我個人是贊成配額制的,因為婦女在政治會議中的缺席仍是現實,而且這一點也不正常。然而,配額制並非唯一的解決方案,我們必須先矯正大眾對「權力」一詞的理解,方能順利移除婦女參政的路障。再者,調解的能力、仁慈的性格和與時俱進的領導方式,也需被列入政府雇用從政人員的考慮因素。

Madame Figaro:妳們是從何時開始意識到自己是位女性主義者的呢?

ARA:當我還是個小孩時,便已意識到性別平等的重要性,這全需歸功於我媽媽的家教,她在我還小時就買給我許多關於兩性平等/女性主義的書籍。舉例來說,當我7歲時,育嬰用品店的店員想說服我媽媽買藍色的尿布給我年幼的弟弟,只因為他是個男生,那時的我便反覆問自己:『為什麼一定要是藍色?』、『為什麼我們必須根據生理性別選擇藍色或粉色?』另一件趣事,則是當我8歲或9歲時,我們老師在課堂上談論「男性的權利」,我舉起手問老師:『那女性的權利呢?』

JB:對我來說,我是一直都對性別歧視有所關注;另一方面,我想我曾身處的教育環境,並未幫助我對出社會後的現實世界做足準備。我的父母非常開明,總是告訴我我能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接著,我進入一所女性多於男性的大學唸書,直到我以記者身分為《Newsweek》工作時,我才真正面臨到性別歧視的危機,並從此視自己為一名「女性主義者」。另外,我也在這段工作期間,得知在70年代,曾有女性員工群起控訴《Newsweek》職場中的歧視亂象,而在40年後的2010年,當我在那兒工作時,我仍親眼目擊許多年輕的女性記者,需努力通過各種不公平待遇的嚴峻關卡、只為求得上級或他人的認同。

Madame Figaro:Jessica Bennett,妳曾撰有《Feminist Fight Club》一書,指導女性在充滿性別歧視的職場中求生存;在法國,有越來越性騷擾和性別攻擊的案件受到大眾關注,像是(男性記者四處散播針對女性同業毀謗言論的)“Ligue du LOL”網路團體,妳如何看待這則醜聞?

JB:其實我默默觀察這個案子好久了,雖然沒有親自調查,但我認為(類似 Ligue du LOL)這樣的團體,似乎在很早以前就存在了;然而,不同的是,今日的女性已能夠自在地討論這項議題,而當她們開口說話時,整個世界都將開始聆聽,這就是為何(Ligue du LOL)這樣的網路社群令人感到如此不安。雖說如此,見到越來越多女性願意站起來、替自己的權益發聲,而那些(毀謗言論的)加害者,則可能面臨停職的處罰,仍令人備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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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me Figaro:Ana Requena Aguilar,妳對這樣的歪風有何看法?

ARA:這些社會亂象皆源自於無所不在的性別歧視,就連雜誌編輯部也無法倖
免。幸好,這些年來性別歧視的問題已漸漸得到改善,大眾也不再漠視那些有
關性別的侮辱言論、性騷擾和性侵害,女性開始打破沉默、勇敢發聲,男性也
變得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

Madame Figaro:「性別編輯」的職位增長,是否能幫助社會大眾改善對此議
題的態度?

ARA:我希望是這樣。我認為「性別編輯」就像編輯部裡的警告標示,再再提醒新聞記者們性別觀念的重要性;對此,媒體公司應賦予「性別編輯」足夠的權力,讓他們得以在編輯部中有所作為、進而引導改變發生,而不只是為了「女性主義很時髦」這樣的藉口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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