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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導演黃綺琳自演的《金都》續集 | 在有距離的新常態探索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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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導演黃綺琳自演的《金都》續集 | 在有距離的新常態探索真我

05.10.2020

電影《金都》的阿芳,電視劇《歎息橋》的 Joyce,劇中二人似是香港女人的一面鏡子, 這面鏡由香港女導演黃綺琳 (Norris) 一手打造。婚姻、愛情、事業,敢 Say No 的香港女性不信命,黃綺琳塑造了阿芳和 Joyce,回到在不確定的新常態,她說更渴求自在的人生。

《金都》女導演黃綺琳

2017 年,黃綺琳密鑼緊鼓開拍《金都》,拍「自己」的故事。事過三年,重遇黃綺琳,剪短長髮,服飾跟她的說話一樣亂中有序,談亂世中做香港女人,依然咯咯一笑,不改爽朗性格。對於 2019 年,她說「像過了十年」。家中遭逢巨變,初次執導的作品《金都》上映前父親離世,她決定斬斷一段三年的感情關係。

《金都》結尾阿芳走出香港,做個自由女性,黃綺琳延續這故事,阿芳 / 黃綺琳都需要更多的時間跟自己獨處。

在電影世界之外,黃綺琳開始愛上長跑,思考生育問題,探討自己想拍什麼電影。今日的她不介意告訴別人擔心錯過了黃金生育期,她重新學習跟母親相處,她開始處理她跟香港的關係。《金都》中的小龜衝開羈絆,在未來更壯濶的陰溝裡仰望星空(註)。

(註)黃綺琳今年編寫的電視劇作品《歎息橋》(The Gutter),英文劇名取自奧斯卡.王爾德在 1892 年創作 的劇本《溫夫人的扇子》中的對白:「我們都活在陰溝裡, 但有些人仍然仰望星空。」(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

《金都》劇照

不能活在標籤下

「女人,從來都難寫,女人有層次,情緒好複雜;男人的情緒較簡單。」黃綺琳從編劇的角度簡單理解男與女。女校出身、在中文大學讀生物的黃綺琳分析男女的特性,文理兼備,「女人經歷月經的痛楚、生育苦難,一定比男人強。Super Hero 的電影只是男人的精神投 射而已,男人從來都怕痛。」可是,她不認同香港女人特別強,只是香港經濟環境給予女性 空間發揮,社會地位提高,但不代表香港擺脫了父權的框架,有時甚至是女性附和了這種父權傳統。

「如果一個女人在辦公室,有男同事跟你講咸濕笑話, 你會附和笑兩聲,還是反駁他?不同的反應,代表了你有沒有意識擺脫父權。」

記者問她:「那你是女權主義的導演嗎?」黃綺琳說:「很多人以為女性導演一定要平權, 拍女權主義電影,我不是。這個世界沒有平權, 亦無需要去平權,除非像印度,女性被嚴重欺壓,需要去爭取女性權益。」

電影中的阿芳對於奶奶扔走自己家中小龜,纏身如蛇的男友,瘋狂的 WhatsApp 攻勢,阿芳表現得「無所謂」,其實她有很多話兒憋在心中。首次執導《金都》, 在充滿羈絆的世界,女人該不該信她的命?答案都在《金都》裡:「阿媽看《金都》之後,沒有好好評 論,只是說『剛才觀眾的反應不錯,有些笑聲。』」因為她知道張莉芳是我,也知道 Edward(男主角)是 前度。」

在父權的社會,香港女人還要背負「港女」和 傳統女性的標籤。那種「不甘心」,黃綺琳屈 在心底很久,「我不知道『港女』是代表什麼, 現實拜金,女強人?所有對『港女』的想像都 是 generalize,是一種標籤,並不準確。我在女校有半班同學都是在中學跟初戀的人拍拖十 多年,然後結緍;其他女同學擁有自己的事業, 所有『港女』的定義都說不準。」

感情真空期,母女「二次」接觸

黃綺琳是家中的孻女,家人都叫她做「阿妹」, 父親很自豪家中出了一個女導演,可惜父親在去年 2 月魂歸天國,無緣在戲院看《金都》上映。摯親離開,黃綺琳發現要更多空間自處, 她決定跟前度男友分手,做她想做的事。

在疫情之下,《金都》斷斷續續上映,黃綺琳一看再看《金都》,感覺是在梳理過去跟前度的關係;2020 年,經歷漫長的「隔離時代」,她開始細聽自己的聲音。「在時代巨輪下,我需要空間想想自己需要什麼, 我需要沉澱。」黃綺琳開始學習長跑,亦重新學習跟母親相處。

在這段「難得」的感情真空期,搬回跟母親同住,開展了母女「二次」接觸。去年冬天,黃綺琳跟母親結伴到大阪學日文,平日到日本語學校上課,周末跟母親四處觀光,母親的日語突飛猛進,她笑言:「我始終講不好日文。」在這個旅程,女兒重新了解思想守舊的母親,母親重新認識已成為導演的女兒。

黃綺琳分享一次北海道母女浸溫泉的經歷。母親問她泡湯前為何要用綿條,「這些是結婚後先用的呀。」女兒思考一陣子,才領悟當中意思。母女思想南轅北轍,在家中磨合需時,漸漸理解媽媽心中的女兒始終是「阿妹」,不是一個導演,彼此享受母女一起生活的光陰。

兩個女人在家中,不時展開女性的大辯論,母親經常替她擔心再沒有伴侶,錯過生育黃金時間。黃綺琳坦言,年過三十,自己也開始焦急,她一直想生育,偏偏愛情和生育的交錯點並不接合,但她深知心急不來。黃綺琳並不掩飾對生育的渴求,「有想過向朋友借種。」跟母親談到這個話題,母親便攻擊她做人自私,生了小朋友後,卻不能給他 / 她一個健全的家庭。

「生 / 不生,在這個年代,其實都是一個自私的決定。」在生育上,黃綺琳看得開,不抑壓生育的慾望。在電影,她一貫「迷茫」,在現實生活上,她卻找到很確切的答案——「黃綺琳想留些東西在這世界」,生育是其中一種, 在電影世界,她留了一齣《金都》。

香港電影不確定的新常態

作為新晉導演,黃綺琳拍了首部作品,卻不知有沒有下一部香港電影。「未知」成為香港人的新常態,她形容 2019 年至今,香港經歷夢幻,連她也自覺如在霧中。「香港以前是什麼東西,我個腦有少少 function 不到。」

記者擔心如果像黃綺琳的女導演離開後,香港女性電影如何延續下去?

「香港還有沒有,我們都不知;香港電影有沒有,我更加不知道;還問未來的香港女性電影會存在嗎?我連明天可否在餐廳食晚飯,我也不知道。」前面有太多不確定,黃綺琳說她此刻的心聲像《星空奇遇記》冼樸見自己的星球被毀滅了,即使往他方,她依然想念他的故鄉。

「我用了三十年的時間去了解香港,可能之後離開, 我的電影基因,一定甩不去香港味的。」黃綺琳確信的,都告訴了她的觀眾。

Text / GRACE KWAN

Photography / Tze Long

Made in Hong Kong Holga camera Courtesy of Polab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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