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後，香港人埋藏很多無法細說的往事，2003年沙士、2014年社運萌芽、2019年即猶如消失了的下半年、還有2020年疫症再度來襲，字裡行間滲透着一種情感，而揪心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吧。17年過去，香港人再次經歷提心吊膽的日子，本地攝影師陳的重新翻開上年初拍攝的一輯相片發布至 Instagram，憶起2003年沙士爆發的種種畫面，「為何17年後，徬徨感覺比03年還要厲害？」比起紀錄歷史，那些照片更像現今香港的一面鏡。

本地攝影師陳的@chandickhk

黑白色調的相片，空無一人的梯間、大堂與走廊，無聲無息卻顯得份外寂寥空虛，他希望作品能呈現沙士當年的氛圍 — 無助、灰暗與孤獨。看着一張張作品攝入眼底，與現今香港狀況相映照，感覺特別沉重。「其實他們都不太想重提沙士。」他細說當初拍攝這輯作品的原意，只希望能紀錄威爾斯親王醫院這幢即將拆卸的建築物，其後遇上幾位醫護人員，談起2003年沙士的情況，才決定把自己對沙士一疫沉澱過後的情感加入作品當中，但由於當時未能好好消化情緒，決定先擱置一旁沒有公開。如今一年過去，他再次翻看那輯照片，卻發現一切又重現眼前，「原來真的會重來。」

有些人走過疫症難關，但心卻一直停滯不前。陳的談起姐夫經歷沙士以後對人產生戒心，心理上遭受極大創傷，近幾年更猶如陷入自我隔離狀態。「他們一直維持這種狀況，無法走出困局。」他訴說著以往的經歷，感覺卻更像預告未來，猶如從言談間窺探這年疫症過後的畫面。有些傷口雖會復原，但疤痕始終抹不掉，「甚至到現在仍有很多人覺得三月份代表陰天。」今年春天，或許跟那年一樣。

從刺青貼紙走到國際時尚舞台

台灣藝術工作者江宥儀@johnyuyi

乍看這位90後女生的 Instagram，感覺就是一位難以相處也難以捉摸的少女，除了只能默默讚嘆她的奇怪創意和成就，也有感她的一切得來不易。江宥儀（Yuyi）曾憑藉自己在社交媒體上載的作品，獲得國際時尚品牌 GUCCI 青睞，成為台灣首位與 GUCCI 合作的藝術家。Yuyi 的藝術創作瞬間走紅，成為各著名時裝品牌爭相合作的對象，其後更獲選《福布斯Forbes》 2018年亞洲30歲以下最具改變世界潛力的30名傑出人士之一。未走到三十而立之年，她早已攀上事業高峰階段，從台灣出走紐約發展事業，以為她與別人有着不一樣的人生觀，但其實跟一眾青春少艾無異，「就是等待『那個女明星嫁人然後突然息影』的那種劇情啊！」

Yuyi 從小到大都被別人標籤為「奇怪」，令她有時也會不自覺地質疑自己,她形容自己是個很雙極端的人，比任何人都擔心，很情緒化也常自怨自艾,但同時比任何人都勇敢,做着很多別人不敢做的事情。Yuyi在台灣修讀時裝設計，畢業後為了賺錢，開始販售自己所繪的刺青貼紙，後來創作了泳衣系列，為了宣傳

泳衣,便將泳衣的產品相片，還有自己 Facebook 的照片製成刺青貼紙，貼在背上拍攝產品廣告。其後漸漸迷上這種刺青貼紙的創作，半年後，到訪紐約也拍
了相類似的相片，「完全只是覺得好玩。」這種怪異但前衛的創作從此受到關注。「看到馬桶就很想把它貼滿東西，馬桶上都是我的臉，好像很有趣！」

Yuyi 的靈感都來自日常生活，創意使她成為更特別的人，但同時因極端矛盾性格使然,因而感到無比害羞，一度為了躲避親朋好友的評論，放棄 Facebook 轉投 Instagram，「我很怕別人覺得我譁眾取寵」。正正因這決定，成就她日後奔向國際舞台的中轉站，IG 較容易接觸外國用戶，西方世界對Yuyi 的創作接受能力亦較高，使她開始獲外國朋友注目。活於這個人人都依賴手機接收資訊，透過社交媒體了解別人的年代，感覺像被網絡綁架靈魂，我們無法避免受網絡資訊影響,也無法避免受別人影響，甚至自己也成了影響別人的一個個體。大家都更容易對外發表自己的作品，每天打開社交平台，網絡送上數之不盡但風格相似的創作,作品變得不被珍惜，目光容納不逾五秒，雙點擊給個讚便離開，「每個人都開始創作吸睛的作品，想讀者劃過之餘,可不可以也討論。」Yuyi 形容這就是一個網絡時代的定義。「一個人覺得自己在做藝術，他就是在做藝術；如果他覺得自己是藝術家，那他就是藝術家。」

網絡世界為 Yuyi 創造了一個藝術事業的高峰，但她也只謙虛形容自己為 Instagram Influencer，「藝術家在我心中的標準，我還需要再努力。」Yuyi 已逾半年沒回台灣，因為心理上太害怕別離，導致她每次從台灣出走都憂鬱症發作。所以請別羨慕她的成就,別質疑她的努力，因為這不是社交平台那一格子內的事，她背後所付出的，很可能是一種感情、一個地方，別把網絡藝術看輕，它背後是一個世界。

用攝影感受世界萬物無從窺探的內在空間

在她印象中，她不斷在人體經脈游走，每到達一個器官，那裡等同一個房間，而每個房間都有一個人生要處理的命題，每完成一個題目，便會游到另一個房間，整個過程異常迷幻，她把整個故事一一紀錄下來。這是一個關於夢境的故事，「到大學了解到每個系統，發現很多事情都是一脈相承，將我帶到現在的自己。」本地攝影師子朗如此說着。

本地攝影師子朗@tze.long

子朗，只聽名字總被誤以為是男生，卻將自己形容為是個不太擅長面對面與人溝通的「她」。自中學迷上攝影，透過網絡發表個人攝影作品，2018年推出個人攝影集《Intosomnia》。“Intosomnia” 是個自創詞，形容留瀰在 Insomnia（失眠）以及 Somnia（入夢）之間的一種精神狀態。

如其說《Intosomnia》分為三部分，更像三個不同成長階段的她。

《Intosomnia》的短篇小說部分，子朗以即興寫作方式呈現，直接將個人意識寫出來，接觸潛在意識及內心感受。

她將此分為三個部份，文字部份比較幼嫩，但她並無刻意修改，選擇比較誠實地紀錄下來，也為《Intosomnia》創作人設。「有兩個角色對於世界上有很多已制定的文字系統，但這對表達及理解別人上都非常有限，因此無法真正進入別人內心而感到挫敗、抑鬱卻永遠無法爭持，如果有個對象毋需依靠太多文字，單純以觀察、感應，用細微事物了解一個人又是否可行呢？」而已，因中學時期的人生歷練不足以致無法完成創作，直至Asso期間重新執筆，嘗試將夢境融入作品當中，到大學開始接觸靈性事物，New Age、魔法、儀式等成為她生活重要的一部分，慢慢學會梳理夢境、內心與人設的解讀，才能將其逐一歸納，呈現今能所見的《Intosomnia》。「我覺得每個人都應建立自己的一套儀式，將內心、空間、物件相互連結，它不應是社會傳統，而是一種屬於自己的儀式。」

《Intosomnia》的攝影部分，關於作者與主角的內在空間。

她最近正透過 Instagram 進行招募，開展另類的群像攝影計劃 — 《小獸》。「每個人都有一個比較獸性、動物的自己，一個內在未表現出來的地方」，子朗認為小獸無法以文字描繪出來，希望能以影像正視瘋狂、黑暗，在鏡頭前，每個人都能專心飾演「自己」，「最困難是我們都難以進入一個內心很深入的位置，但也要為他的內心負上一點責任，同時也是種分擔、接收，關於一種信任。」Instagram 成了《小獸》的一個主要平台，「透過 IG 可尋找更多貼近題材的人，有從不認識但想將自己內在表現出來的人，也有香港以外的朋友向我分享個人經歷、想法，是個可親密交流的平台。」至於子朗心中的小獸，「其實我仲諗緊，有時睇人容易過睇自己。」

《小獸》，我們無法展現的自己內心的怪獸。

《小獸》，不單單是一種獸性，更是個自己想成為的自己。

Z世代透過網絡世界變得雜學，能快速地接觸不同事物，藝術創作變得多元化，「甚至有人會思考如何以新方法繼承舊時代的美好。」藝術本不存在歧視與偏見，人人都可以自己方式接觸藝術、定義藝術，「每個人都願意表達自己、忠於自己，想法自然會變得特別，因為每個人都是特別的。」但若然將 Z 世代標籤為人人都可以成為藝術家的時代，她反認為我們對生活所有事都應該更敏感、容納多一點。我們無法標籤藝術，也不應被藝術標籤，「讓下一代更願意接受每個人的不一樣，不斷學習自己的表達方法，每個世代都正努力打破上一代做得不足的事情。」

既然我們無法定義藝術，藝術也可以毫無意義。我們經常思考藝術的意義，質疑與否定自己的創作，但即使並非大範圍宏觀地對社會好，只要能感動一小撮人，即使是小眾，甚至一個人，已有其存在價值，「我們必須接受藝術可以是無用，只有誠實地進行創作，自然吸引到明白你的人。」

以淘汰事物留下香港消逝一刻

社會千變萬化，萬物從無聲無息間被逐漸取代，繼而消逝，錢幣、手寫字、樹葉，對本地藝術工作者 Giraffe 而言，那是正被社會蠶食而淘汰的標誌。當現金不再流行，錢幣更變得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當溝通模式變得電子化，手寫字、書信、筆劃隨之失落；當土地越被利用，樹木也買少見少。那全都成為了 Giraffe 的靈感來源。

「我不懂得以一種媒介代表完全的自己。」Giraffe 以這三種媒介進行創作，一邊紀錄香港，一邊在藝術創作上力求蛻變。他起初以創作樹葉畫為主，「樹葉採用白蘭樹，也是街邊婆婆常賣的白蘭花，頗能代表香港。」透過刷走葉脈方式拼成一幅畫，作品最終或只出現幾百塊樹葉，但每塊樹葉形狀大小不一，線條會因而無法清晰接合，需要慢慢拼貼，背後或需用上過千塊。其後因製作樹葉畫過程繁複，也遇上創作瓶頸，轉而以毫子進作創作，他的第一幅毫子創作以皇后碼頭為題，並以兩毫子作媒介呈現，「只有曾被英聯邦殖民過的地方才有鋸齒形錢幣，全世界只得香港有。」

《匯豐銀行門口——銅獅》，當初只簡單利用生鏽與新簇簇的銅幣拼砌圖像，與《電話亭》的創作手法形成強烈對比。

他的創作掌握三種媒介，細看他的作品，題材與所選的媒介相互扣連，他以作品《電話亭》作例，「電話亭代表社會沒落，一蚊與電話亭的關係互相牽引，用一蚊打電話，兩者也同為社會發展而被淘汰的事物。」此作品也展現了 Giraffe 在創作路上的無限可能。

《電話亭》，作品用上2,200個一元硬幣，歷時兩個多月，2,000多個硬幣加上底板的重量，是一個女孩子完全無法偷走的重量。

其實 Giraffe 剛開始接觸銅幣創作，只簡單將生鏽與新簇簇的銅幣，利用兩者顏色上的強烈對比拼砌圖像，但他沒有故步自封，也不屑於停留在單一創作上，「每次創作都在利用上一件作品所啟發我的事，完成下一件作品。」經過不斷思考並加以改良，《電話亭》這作品先以藥水令硬幣變黑，再逐少還原錢幣的金屬原色，使其作品不再局限於每個錢幣的形狀大小。而最近一幅銅幣創作直接在一個畫廊開幕儀式上誕生，表演以一毫子畫出立法會圖像。他形容當時正值社運高峰，林鄭直指示威者「No Stake in the Society」，「我以一毫子代表價值低微，但當一毫子一同聚集，都可成為一件美好的事。」作品《立法會》的創作方式同樣有別於《電話亭》，「我用手套沾上藥水，抹出立法會的模樣。」近期他又萌生新想法，以手寫字作畫，最新一幅作品《二千二百條香港街道》更用上兩個多月創作而成，藝術正是如此千變萬化，而創作也不止一種模式。

《二千二百條香港街道》， Giraffe 以連筆方式手寫香港街道名，將繁體字連筆所創造的負空間填滿，呈現繁體字的美感。

Giraffe 起初在 Instagram 發布自己作品，猶如一個藝術儲存庫，同時運用不同社交媒體大膽分享自己的樹葉畫，獲不少網民迴響，開設 Instagram 賬户不久後瞬間走紅，讓他更確定以藝術發展自己事業。透過社交媒體的發展，人們更容易將自己的作品對外公開，藝術成了一種風氣，甚至潮流，「不能否認人人都可以是藝術家，只要學會以藝術眼光欣賞事物，建立一種看法或是一個立場，再將其以自己方式表達出來，已經是一個 Artist 。」當到處也能發展藝術，或是發表藝術變得方便，藝術家隨之群起，「競爭多對藝術工作者而言是個挑戰，鞭策自己做得更好，否則被社會淘汰，這是個良性競爭。」藝術同時也顯得被社交平台規範，別墮入社交媒體陷阱，若只着眼於社交平台的風格、營運方式或流量，便容易迷失自我，「媒體只是一種工具，藝術不應被媒體定義。」

本地藝術工作者Giraffe [email protected]

訪問完結之時， Giraffe 煞有介事地帶我們到工作室而外的地方，展示三個以銅鐵拼湊而成的作品，「這是我爸爸近期的作品。」一隻是 Giraffe 小時養的小狗波波，還有草蜢與兩個打鼓人偶，Giraffe 的藝術影響了正值耳順之年的父親，以工作所餘下的銅鐵製成一件件藝術作品，「上一輩的生活環境多勞多得，大家傾向搵食為先放棄藝術，但其實他們也充滿藝術天分。」藝術像打呵欠一樣能感染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