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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Wintour 反民意升職|深度點評時裝傳媒背後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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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Wintour 反民意升職|深度點評時裝傳媒背後的價值

22.12.2020

上周二,Condé Nast宣布集團藝術總監、美國《VOGUE》主編Anna Wintour晉升為首席內容總監及全球編輯總監,進一步掌控旗下多國版本出版物。同時,張宇(Angelica Cheung)卸任十六年中國《VOGUE》主編一位。面對數碼媒體衝擊,兩大「時尚惡魔」的人事升遷,背後代表了「時裝傳媒」還有什麼價值?

美國《VOGUE》主編Anna Wintour晉升為首席內容總監及全球編輯總監。Photo: [email protected] theannawintour

中國《VOGUE》「女魔頭」Angelica Cheung退下火線,初代主編換班完成

11月尾,從2005年創刊任職至至今《Vogue服飾與美容》編輯總監張宇宣布將於12月8日離職,中國Condé Nast集團未有公佈接替人選。近年早已多次傳出張宇即將離職, 同期的對手《時尚芭莎》的蘇芒、《ELLE世界時裝之苑》的曉雪等幾位中國第一代時尚主編相繼退下,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終結。

香港讀者未必熟悉Angelica Cheung,甚至覺得這位前中國《VOGUE》大姐有點其貌不揚,不似其他女主編般時尚有型。其實她來頭不小, 身為中國外交官女兒,主修法律和英國文學,後獲MBA學位,回歸前來港曾任《南華早報》記者、香港《Marie Claire》,中國《ELLE》主編,最終成為14億人口的時尚聖經主編。在任期間,張宇見證中國成為奢侈品全球最大市場,她也為《VOGUE》品牌開拓《Vogue Film》、《Vogue Me》等支線產品,並籠絡中國明星(如陳偉霆與Chanel)與時裝業之間的協同作用。

前中國《VOGUE》主編Angelica Cheung

兩個月前,中國Condé Nast 突然換上新董事總經理李莉。沒有出版業背景、曾在唯品會和奢侈品牌擔任高管的她,任務自然是為應對出版業寒冬進行改革。去年,Condé Nast International 錄得自1995年來的首度虧損,在人事任命上為數碼化轉型求變屬必然之事,尤其對手的掌舵人也趨向年輕化,如台灣《VOGUE》 和《Tatler》換人後,新主編均是八、九十後的KOL類型人物。

Vogue Taiwan 總編孫怡,是台灣第一名媛孫芸芸的親堂妹,同時是KOL,被任命時才34歲。Photo: [email protected]

張宇標誌式的冬菇式Bob頭髮型,多年來被認為是模仿Anna Wintour,而Wintour代表的則是一套 Condé Nast 的傳統作風,這種形象和作風通過電影《穿Prada的惡魔》變成家喻戶曉,說得好聽是「以權威確立時尚」,難聽一點就是「最大最惡最正確」。來到將近2021年,此模式逐漸步向江河日下。

「穿Prada 的惡魔」Anna Wintour 再上層樓,反映《VOGUE》進退維艱

另一邊廂,年初因為種族歧視備受輿論壓力攻擊的 Anna Wintour 不但未有下台,反而再上層樓,權力觸及所有 Condé Nast 直接營運的版本《VOGUE》(特許經營的香港版不在此列)及旗下其他出版物。此外,英國版黑人主編 Edward Enninful 也被任命為歐洲區《VOGUE》編輯總監,有網紅地位的意大利版《Vanity Fair》俊男主編Simone Marchetti 則成為該書的歐洲區編輯總監。

英國版黑人主編 Edward Enninful 也被任命為歐洲區《VOGUE》編輯總監。

意大利版《Vanity Fair》俊男主編Simone Marchetti 則成為該書的歐洲區編輯總監。

美國版《VOGUE》同樣飽受數碼化浪潮衝擊,遇上2020 大疫情廣告收入暴跌,Condé Nast 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除了減薪裁員外,真正的問題還是亟待徹徹底底的改革。

Anna Wintour 自1988年執掌美國版《VOGUE》,擅長將時尚與主流大眾與商業連結著稱,例如首個封面讓模特兒穿上Christian Lacroix 高訂襯牛仔褲;例如讓一眾荷里活明星、甚至民主派政治名人(e.g. 第一夫人米雪奧巴馬)登上封面,還有還時裝展覽飛入尋常百姓家的Met Gala(McQueen展錄得60萬人入場),在在說明她的「賺錢」和「賺人」的能力。

可是,面對傳媒業轉型和主流文化劇變,Anna Wintour和她代表的Condé Nast似乎仍然無法華麗轉身。

Anna Wintour首個執掌的封面讓模特兒穿上Christian Lacroix 高訂襯牛仔褲 Photo:Pinterest

大數據時代:「權威」《VOGUE》失廣告;表面政治正確,實則白人至上

首先,在互聯網世代只有流量為王。從前配合「市場調查」在紙媒落「硬廣告」(display ad)的「遮醜布」被大數據無情撕開,所有來源、收視、點擊,甚至閱讀時間一覽無遺,赤裸裸地打破了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的神話——廣告預算不一定要投放到「好睇唔好食」的威權式時尚媒體,總之能夠帶回可追蹤消費的才是好的優質媒體投資(例如直接的Influencer或言之有物的新平台),換言之是革新的商業模式。

第二,在意識形態上美國《VOGUE》說得難聽一點簡直是「白右扮革命」。2020年中起的George Floyd之死引發的種族平等議題(Black Lives Matter),令Wintour與美國人民文化的割裂進一步暴露。時裝歷史學者 Shelby Ivey Christie在Twitter指控,在《VOGUE》及其集團任職時,是職業生涯中最具挑戰性也是最痛苦的時光,來自白人同事的挑戰和欺凌、工作成果不受尊重、糟糕的薪資和種族歧視讓她感到精疲力竭,全因這位前員工是黑人,但不是她能放在封面的Serena Williams。——這是Wintour口舌上怎樣反Trump都無法洗脫的。「形左實右」是Wintour代表的舊時代價值觀,所謂「進步」編採方向掩蓋的仍是不滅的殖民主義幽靈,令《VOGUE》夾在左派和右派之間裡外不是人。

Serena Williams 成為《VOGUE》封面人物。Photo:Popsugar

然而,Condé Nast在此時選擇繼續撐Wintour,反映了集團高層未必希望迎來過於劇烈的霹靂改革手段。《穿Prada的惡魔》早有預視,Anna人脈資源仍然是她最大籌碼。最近Harry Styles成為首個美版《VOGUE》封面誠然精彩而極具話題,展現出的就是一本權威紙媒才能玉成的創舉,這是新媒體暫時無法取代的,但71歲Anna能否把這份獨特的powerhouse力量與新時代接嫁,似乎仍然是未知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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